来自清宫的满族刺绣

满族刺绣，俗称“针绣”“扎花”，通常以家织布为底衬，再用钢针穿上红、黄、白、蓝等彩色丝线，参照图案，上下穿刺，织绣出各种纹样，满族刺绣的作品包括服饰、日用品、喜庆节令等，通常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满族刺绣和中国四大名绣类似，也是在齐针、平针、虚满针、小辫针、打籽针等基础针法上进行创作。幔帘、枕头顶，是满族在传统饰品，也是满族刺绣中较为考验手法和功底的。花草的绣法都是从梗到叶再到花，山水风景图多是由远及近进行创作，传统的刺绣中，各地创作的方法基本相同，但风格迥异。和苏绣不同，满族刺绣针法活泼，没有过渡针，颜色对比鲜明，更加立体。

刺绣是满族最具特色的传统艺术，自古至今一直流传于满族民间，经久不衰。满族刺绣实用性很强，在日常生活用品和服饰上随处可见，其中以枕头顶刺绣最为精美。满族刺绣吸收苏绣、蜀绣、广绣等汉族名绣之长，将之与本民族的审美观念和生活习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形成自身的品格和风韵，让人看到了满族先代的古朴民风和八旗女子的巧手灵心。满族刺绣用料以纱或缎织物为主，自织布和青白布为辅。作品布局上讲究左右对称，或对等呼应，或左青龙右白虎，或用割绣法使左右完全一致。满族刺绣花样繁多，将飞禽走兽、花草鱼虫、人物故事等内容尽皆采入幅内，表达出祈望吉祥的寓意。刺绣构图延续了我国传统的技艺法则，层层剥皮，疏密相间，做到了“疏可跑马，密不透风”，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水准。

至于金代所谓”女真刺绣”之得以显现与借鉴，其完全来自于与宋朝汉族之间的矛盾与争夺。期间，金国与辽国相似，在与宋的战争中，即掠夺了其国财物，同时又掠夺其人力，间或包括一些各具其才的“能工巧匠”，这其中即有“擅缝纫，会织绣”的男女匠人。又据宋代文人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所描述的：“寻常只团坐地下，以败席或芦秸衬之，遇客开宴，引能乐者使奏技，酒阑客散，各复其初，依旧环坐刺绣。”金朝在战败宋朝后，为维持皇家奢华的生活需求，朝廷专门设立了“少府监”，其下又分设“纹绣署”等机构。而“纹绣署”即为负责“织造御用和嫔妃服饰”事宜。此间，女真人的刺绣由仅有的衣服边缘发展到衣服周身，而最先享用并兴起的则是“皇家内庭”；其从金主，金后，到皇子皇女及亲王，妃嫔，其四季服装，无论胸肩领袖无一不以“刺绣”加以为装饰，用以体现皇家宫廷“富贵豪华，腾达显赫”有别于平民之气派；即便如此，真正的“女真刺绣”，除“钉线补绣“外，其刺绣完全是来源于汉族的各种方法，并未自己形成本民族自己独立的其它“刺绣方法”。据《满洲老档秘录》记载：天命八年（即1623年）派七十三人织蟒缎补子，为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织绣以禽兽为图案等级分明的“补子”，即为满族早期的来自官方刺绣作品。又《李朝实录》记录努尔哈赤及部下：”身穿五彩龙纹天盖，上长至膝，下长至足，背裁剪貂，。皮，以为缘。诸将亦有穿龙文衣，缘饰则或以貂，或以豹，或以水獭，或以山鼠皮”对于宫廷贵族刺绣历来史书有所记载，对于满族民间刺绣的产生和流传则要晚于宫廷官宦。自此，在地域因素，以及民族因素等先决因素条件下，满族先民，在不断学习汉文化的基础上，努力钻研，逐步创造，最终形成了独有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。

清代满族刺绣之起源，可追上溯到金代。公元1125年，当女真人战胜契丹人，灭掉辽国，而建立大金国；女真人的生活也逐步发生了改变，即从较为原始的生活状态，逐渐向更为发达的方式靠拢。其表现在服饰方面的变化即在于:由原来的着皮衣御寒，向布衣过渡；这从中可见其与汉族交流，即从畜牧业到纺织业发展的进程。由于女真人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，其服饰在受契丹、汉族和高丽等其他民族影响下，也发生了较大变异。其服饰不仅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，同时具有了固定的形制与形态，并分化成“等级与贫富”差别。金代地处北方女真人，久居严寒多雪之地，其服饰与勿吉靺癋鞨（亦译为乌吉靺鞨）以皮毛为主，据《大金国志》卷三十九载：“……非皮不可御寒，所以无贫富皆服之。富人春夏多以丝绵绸为衫裳，亦间用细布。秋冬以貂鼠、青鼠、狐貉皮或羔皮为裘，或作贮丝绸绢。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，秋冬亦以牛、马、猪、羊、猫、犬、鱼、蛇之皮，或獐、鹿皮为衫。裤袜以皆皮”。又据《柳边纪略》记载：“我顺治十二年流宁古塔，尚无汉人，满洲富者缉麻为寒衣， 麻为絮，贫者衣狍、鹿皮，不知有布帛……狍、鹿之皮出鱼皮国者佳，犬与狐等，没皮四五钱，拔枪毛为帽，塞外御寒在貂上。有为被者，若为被则不拔枪毛”。由此证实：此间及其前代，从未出现任何与“刺绣”形式相关的记载，也无任何遗留绣品存在。故此，东北所有现时“冠以某种名号“的刺绣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和实物实证根据和依据。根据金代史书《三朝北盟汇编》卷三中记载：”……金之，色白，完颜部尚白。其衣服则衣布好白……”。因男女衣服均喜欢用白布缝制，故表现了此间女真人“民风尚俭”；但任何民族，无论处于哪个阶层，其女性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”。而女真妇女最初以简单的“钉线补绣”，其实为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缝补方法.非真正意义上的”刺绣”出现，此方法与其他汉族地区于远古时期即形成的各种的“刺绣”针法尚有距离。此间，所谓“钉线补绣”，不过是在其衣服的大襟与下摆及裙子边缘等处，用黑色、和蓝色等布料，刺绣出简单纹样，以此对其加以“修饰”：从而有别于肃穆的男装，为其生活增添了些许气息与色彩。

满族民间老刺绣的手工技艺：在清朝满族从金代女真族改朝换代与历史变更过程中，其民众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着改变。由于清朝政治制度逐步改革，直接影响并关乎各民族到生存，生计与生活，尤其是文化方面的相关改进与举措，促进了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交流，尤其是极大的。促进了汉族与满族人民之间的各方面交往与交流，在“婚姻制度”改变后（允许满汉族人通婚），其风俗与习俗均发生不可遏制的融合性改变。这可从现存的二百年以来东北“满族织绣文物”中考证窥见其变迁过程……经过实际调研与实物考证，具有代表性和普及性的满族民间织绣，应属东北地区的满族织绣。其自辽宁东部自黑龙江北部，经吉林辐射面广，但每个地区之刺绣!又有所区分；而任何一个州县乃至一个村落，到每个人（一般只女性）的织绣作品，都各具特色，各有所长。由于市是“手工艺劳动”，非现代机械化“批量生产”！故此，从现收于国有与民间的独具满族风格的织绣品中，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“作品”。；这取决于当时的人们的创作观念和创新意识。她们是想“通过织绣作品表达自己的美好心灵和真挚情感，并展现个人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”。清代满族人民，在从较为原始的“依水草而居”的鱼猎生活，过渡到“跑马占荒”后的农家生活，城乡满族妇女则坐在“火炕”上做起来“女红活计”。满族民间织绣一般以如下传播与传授：即母女相传，姑嫂交流，妯娌交流，闺蜜切磋，邻里相授；相对于满族皇家宫廷之豪华繁缛之织绣大类划分：即服饰，材料，铺垫帷幔，成衣鞋帽袜，佩饰，匹料，衣料和绦带及小类划分：即成衣，冠杂，佩饰与鞋帽袜相比，满族民间织无非是百姓日常生活需要，其种类包括：衣帽品（如上衣，裤子，围裙，肚兜，背兜，帽子、鞋子，袜子，鞋垫等），装饰品（香囊，荷包，腰包，搭裢等）及日用品（幔帐，枕顶，枕垫，背面，被格搭，箱搭，桌围，椅垫等）。

满族民间老刺绣的艺术风格：满族刺绣与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一样，其刺绣所采用的“题材内容”均来自于生活或生产；而与宫廷刺绣题材大相径庭。其从“生活本源”出发对其“所见所闻，所思所想”，之内容作为刺绣创作资源，即自然与人类及动物植物都进入其刺绣画面。这其中包括神话传说，民间故事，戏曲人物，自然风光，花草树木，家畜水禽等诸多具体体裁。满族刺绣同样强调和表现出是“件件有内容，图图接皆吉祥”。从中反映着满族民众向往“美好生活，热爱故土”之素朴情感，观念意识及精神需求。仅就“枕顶”一项来看，即可基本涵盖其整个刺绣“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”。从现存的满族刺绣作品品鉴，其具有的北方少数民族“大气不失小节，概括不失细腻”的整体艺术状态，其与它地区“刺绣作品极其风格”，有着鲜明特征和可形成比照的。满族民间刺绣图案设计，尤如其“青花系列”瓷器纹饰，基本以“回纹，鸟纹，云雷纹，莲草纹，缠枝纹，灵芝纹，寿子纹，万字纹等为主”；而绘画体裁如人物：则以戏曲之一段一幕，神话之一节，故事之一件；求子求福，花草寓意，禽鸟象征，五畜喻比等刺绣画面为主，于此无一不见证和记录着“满族人民从渔猎游牧生活步入农耕定居”的每个状态。从满族流传下来的“刺绣歌谣”，可知并可见证”满族妇女“作女红”的心境情节，织绣方法和、题材内容及其艺术追求。从遗留下来的“满族民间刺绣作品“中，最具风俗化，最具代表性且用量最大，存世量最多的“枕头顶”来看，其几乎囊括了满族自己创造和汲取及其他民族的所有“刺绣方法”；使其”尺寸之间”传达了出整个满族民间妇女家居生活的所有信息。从幼年到成年，从闺阁少女时代到出阁为媳时候，“绣枕顶”成为其必修与必备的“女工女红”课程和过程；也是满族民间对女子“修为与才情”的验证标准之一。